年6月18日父亲因病逝世，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刻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一晃就是二十年了。
父亲的一生，完全可以用坎坷不平、命运多舛来形容，直到五十岁以后才过上了二十多年相对舒坦的生活。
父亲年农历7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路口畲麻林桥，我的祖母在生下父亲第七天便因产后风不幸去世，父亲是在我曾祖母的抚养下吃着百家奶长大。所幸当时家境还算宽裕，曾祖父、祖父家还有几亩地，开了几个铺子，在当地当时也算得是殷实人家，父亲小时候还是没有吃更多的苦。长大后，在当地的日新小学读书。年考入安化县蓝田镇（现涟源市）（看过钱钟书《围城》的人应当知道这个地方）妙高峰中学（现长沙市第十一中学）直到初中毕业。妙高峰中学是在抗战时期最早迁至蓝田的，接踵而至的有长沙明宪女中(今长沙市第十五中)、长郡、周南女中(今周南中学)、大麓(今长沙市第九中学)、明德、广雅、岳云、国立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当时我的外公就在该校任教授，也在蓝田待了近五年时间)等十余所学校。许多著名学者，如罗章龙、钱钟书、皮名举、廖世承等都到了这里，一时人文荟萃，达于鼎盛。年5月，日寇入侵长沙，父亲的家乡沦陷，几个铺子全被日本人烧毁，他们家举家逃难。抗战胜利后，父亲考入长沙明德中学，这在当时是长沙一所著名的学校，长沙许多名人都出自该校，父亲与大舅舅是不同年级同一寝室的室友，大舅比父亲高一届，年考入湖南大学英语系。我估计父亲是通过大舅认识我母亲的。父亲读书十分用功，英语也十分了得，他说当时蓝田有美军驻扎，学校老师就带他们去美军驻地与美国人直接进行交谈，不像现在，到处是讲英语的。父亲在中学读书期间就翻译了一篇《居里夫人传》，发表在当时的《新湖南》报上，得了17块大洋的稿酬，非常得意地添置了一些新衣裤。
父亲是年高中毕业的，赴武汉参加大学考试，因为没有考上大学，便到武汉我七叔公处补习数学，准备来年再考，但是到了年4月，武汉解放，父亲便返回长沙。因为内战，国民党政府面临垮台，长沙已经停止高等院校的招生，父亲便想到外地去参加高考，后父亲在我六叔公家遇到六叔公的同学陈文益，陈文益说他们部队要开到贵阳去，父亲便想同他一起去贵阳。陈文益便在六叔公的托付下，答应带父亲前往。当时陈文益任国民党军军军需处财务科账务股中校股长。父亲在陈文益的介绍下于年7月27日在益阳参加了国民党军军，在陈文益手下任少尉临时雇员，从事财务工作，当时的“政策”是高中毕业加入国民党军的一律为少尉。年8月4日，程潜在长沙起义后，国民党军军随白崇喜部南撤，负责湘南地区的防务。10月5日，该军在洪江地区遭到人民解放军的重创，军长王中柱只身逃往福建，部队由师长潘汉逵收容退往广西，不久被布防在河池、东兰地区。11月16日，该军第师在河池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代理军长兼师长潘汉达被俘。11月23日（这一天也是小女的生日），父亲所在的队伍被打散后，父亲被人民解放军收容，因为父亲是高中生，解放军曾有留下他的打算，但是，因为父亲身体较差，经过这几个月随国民党军的溃败，患有肺结核，经审查决定遣送回家。父亲便凭解放军的路条回到了长沙，在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登记后回家“待业”。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沉重的精神包袱。
年，人民政权得以基本稳固，开始恢复高等院校的招生，父亲随即参加高考，据他说当年同时考取三所学校，一所是湖南大学、一所是武汉华中大学、一所是山西大学。华中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看到过，现在还保存在我这里。后来在年的院系调整中，华中大学并入武汉大学，所以我后来考上武汉大学时，他把这段经历告诉我，说我差点成为他的校友。父亲当时之所以选择了湖南大学，主要是湖南大学是国立院校，离家近，经济上负担不重。这可能是主要原因，但是，我估计可能与母亲当时在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读书不无关系。
父亲进入湖南大学财经学院企业管理学系，他是个细心的人，所有的选课单、成绩单居然都保留下来了。年，湖南省进入大规模的土地改革，父亲于下半年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到湖南临武县第三区某乡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据他说，当时的形势比较复杂，工作队员都配了驳壳枪的，最早的时候，工作队长就可以枪毙恶霸地主，到他们去的时候，枪毙人的权利已经收到省里了，到后来就收到中南局了。他说过的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县委一负责同志让父亲发展党员，父亲于是在他所在的村发展了村农会主席、民兵排长、妇女主任为党员，当时没有履行任何手续，只说他们已经被发展入党了，然后报告了县委，而当时父亲不是党员。父亲后来一直在说，这些同志的党员身份，现在也不知被承不承认。最搞笑的是，父亲在给别人划成份的时候，自己家却被划为地主兼工商业者的成份。
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湖南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调整到中南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父亲完婚后到武汉就读。年7月，父亲毕业了，是中南财经学院的首届毕业生，他们那时的毕业证就像过去的奖状、委任状一样，那块中南财经学院的首届毕业纪念章我至今保存着。就在父亲毕业的时候，长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武汉洪水泛滥，交通阻断，所有武汉毕业的大学生全部留下参加抗洪。抗洪是按24小时轮班，即干24小时、休息24小时。当时的情形十分危急，长江堤防危如累卵，三军及地方紧急动员，武汉终于得以保全。据父亲说，当时的纪律十分严明，有一段堤坝溃坝，负责这一堤段的某区副区长当即被开来的一架直升机下来的人给当场枪决，尸体抬上直升机就走了。
父亲毕业后分配到重工业部有色冶金管理局计划处工作，参与了东北地区有色冶金工业计划的编制起草工作。当年的国庆节游行见到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年3月，中央国家机关进行第一次机构精简，没有任何背景的父亲从部里精简到江西省于都县铁山垅钨矿工作，母亲也在此时与父亲团聚了。我曾想如果父亲一直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到退休搞个司局干部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在北京部委的同学在退休时都当上了司局干部。年6月，全国大办钢铁，南昌钢铁厂建厂，父亲调到南昌钢铁厂工作，直至退休、病故。
父亲是南昌钢铁厂的元老，从建厂起就一直在该厂工作，从事过人事、计划、生产、原料、供应、销售等工作，从年起就是副科长，当时定级为十八级，月薪八十三元，一当近三十年，我从小生活在企业，对钢铁工业有浓厚的兴趣，小时候写作文时还曾立志为我国的钢铁工业做贡献。当时工厂的管理是按“鞍钢宪法”来管理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父亲虽然是干部，但是也经常下到车间参加劳动，我记得七几年的时候我还和父亲一起到过轧钢车间。由于父亲的出身、个人经历，文革一开始就受到了冲击。年初春的一个晚上，革命群众将父亲叫去陪斗。我和哥哥准备去看的，由于当时流感肆虐，就洗了口罩准备出门，哥哥将一在钢精锅的开水端下放在炉边，当时我伏在哥哥的背上，一不小心，将锅子踢翻，将我右小腿烫伤，致使住院一个多月，留下疤痕。父亲因为我受伤住院要照顾我而免受了陪斗之苦，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吧，后来我想。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重要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文章说:“今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提供了新的经验。”干校“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干部的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头等任务来完成。”“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人民日报》编者按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毛主席最近（年9月30日）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闻风而动，在全省范围内落实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一大批干部开始下放劳动。年4月，我们全家与南昌钢铁厂的其他十多户干部家庭，被下放到江西省铜鼓县西向人民公社，我们家落户到新安大队第五生产队。后来才知道，这些下放的干部大多数都出身不好、历史上有污点、文革中犯了错误的人。
从工厂猛然下放在农村，当然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作为我们小孩子来说，是来到了一个新鲜的地方，有很多好玩的，无忧无虑，但是对大人们来说，可能就不一样了，看得出，父亲脸上还有着淡谈的忧愁，大概忧的是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到南昌钢铁厂。虽然如此，父亲好象也怀着“原罪”要赎的情感积极投身于劳动之中，以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因为我们都是城市户口，有粮票、油票及各种副食票，吃饭是没有问题，我们全家开始在当地农民的指导下开垦自留地，以解释蔬菜问题，并且还养了很多鸡。每月父亲带着刚上初中的哥哥上山砍几次柴，以供能源之用。喝水是晴天挑河水，雨天接屋檐水。那个地方是山区，不通公路，没有电力，点的是煤油灯、马灯。父亲的现代化管理的学识、经验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通过与南昌钢铁厂联系，发动下放干部与公社干部与当地群众共同修建了一个小水电站，解决了全公社三千多人的照明用电。有鉴于此，半年后，公社就决定任命父亲为公社综合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下放干部中第一个在当地任职的。在担任综合厂副主任后，父亲在公社管委会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加强生产管理，添置了柴油发电机、圆板锯板机等现代化设备，效率大大提高，并从南昌钢铁厂买回了一汽车的废钢铁，由公社综合厂打造锄头、镰刀等农具，后来又制造出了电动打谷机，销往全县各生产队，为公社赚了一大笔钱。公社干部、综合厂职工、学校教师收入明显提高，引起了县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注意，年5月，县里将父亲调到县火柴厂工作，任生产科副科长，成了最早调到县城工厂工作的下放干部。父亲调到火柴厂后，立即投入到生产管理上去，采取一系列加强生产管理的措施，设计了火柴厂第一套四幅具有铜鼓地方特色的彩色火花（过去的火花就是红白两色），并在长沙人民印刷厂印制；由于职工人手不够，火柴盒糊不过来，父亲就提出将糊火柴盒的任务发放给城镇居民去糊，一则解决了火柴盒供应不足的矛盾，二则解决了一部分城镇居民的生活收入。这样，父亲就拥有了批条子的权力，糊火柴盒的“发包”，首先是满足火柴厂职工，再满足一些领导的家属的要求。我们家也一起动员起来，我们兄弟在课余就是糊火柴盒，家庭经济状况明显得到改善，我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买了第一只铁皮文具盒，文具盒我至今保存着，上面印的是珍宝岛战斗英雄于庆阳“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宣传画。我到现在还记得如何糊火柴盒，年春我重返铜鼓时，火柴厂已经被卖了，还有部分职工在那里糊火柴盒，我当场就糊了几个，大家都说，这是以前做过的人才会做的。在父亲与广大职工的努力下，铜鼓火柴厂的生产规模得以扩大，盖了新的厂房、添置了新的机器设备，成为江西省第二大火柴厂。到了年8月，党中央开始落实干部政策，南昌钢铁厂来函要将父亲调回去，当时县委十分不舍，将调令扣住不放，许诺父亲担任火柴厂的副厂长，但是父亲回意已决，拒绝了县委的好意，回到了离开近三年半的南昌钢铁厂。父亲在下放期间，身体变得更差，患上了肾下垂的毛病，这一病痛折磨了他半辈子。
回到南昌钢铁厂后的父亲先后在厂原料科、供应科、生产销售科、生产计划科、工业普查办公室、审计科任副科长，在计划经济年代，生产、销售都是按计划进行的，父亲作为企业管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学的就是计划管理，所以大有用武之地，每次全国的计划工作会议、排产工作会议，厂领导都要带上他去，由他拿“盘子”提交会议，和各中小型钢厂的同行都非常熟悉，以致有些厂长出差如果不带上我父亲，接待规格都下降。每次暑假，父亲只要在南昌开这些会议，都带上我，让我帮他跑跑交通，可以说耳濡目染了不少生产计划管理知识。在分管销售工作时，他每月有四吨计划外钢材销售的审批权，这在当时是仅次于厂长、分管副厂长、科长的权力，也就是说，在南昌钢铁厂只有他们四个人批的条子，才能提货，进行计划外销售。当时物质十分紧张，钢材是紧俏物质，来求他办事的不知几许，每次人来都有带点茶油、鸡蛋什么土特产的，那时我们兄弟都在长身体，说实话，收下这些土特产，绝没有什么人会眼红，说什么的，而且我看到这些土特产时，喉咙里差不多伸出手来了，但是，父亲坚决不肯收任何东西，并且教育我们，他不在的时候有人来送东西也绝对不能收，我也确实拒收过。可以说，我们家是厂里最穷的中层干部家，差不多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了，我们家晚上睡觉门都不关的。为了弥补营养的不足，我们兄弟三人只好自己养免子，以解决肉食的不足，买不起狗肉，就买二毛钱一只的狗头吃。现在想起来，我一直怀疑我的嗅觉灵敏、记忆力好是不是吃多了狗头的缘故。
父亲因为出身及个人的经历，入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到了年6月，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到单位报到回家后，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入党，完成了他多年的夙愿，并作为大事记记入他的本子中。而这时他已经离退休只有一年了，并谆谆教诲我，一定要积极向组织靠拢。
父亲退休后，由于在岗位的时候人缘很好，又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被集体厂子聘为顾问，被南昌钢铁厂职工大学聘教师，天天关心国家大事，含饴弄孙，读书写字，到长沙老家走走，看看他的老屋，会会幼时朋友，以解思乡之情。父亲是学经济管理的，生活中对于开支计划性很强，他有一个记账本，将他每月的收入、每一笔支出都记在账本上，最终每月都要节余十元左右。可惜这些账本后来都不知所终，否则是研究改革开放前家庭经济的重要文本。父亲十分注意培养我们兄弟的生活能力，家中的经济生活都让我们参与，我哥哥在小学时五年级时就开始买菜、做饭、洗衣。等我哥哥高中毕业了，这些任务就交给我了，我差不多是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接班”，每天早上到工厂的食堂买早餐，随后提着蓝子去菜市场买菜，买完菜之后再去上学，中餐由父亲和我们一起做，晚餐则由我们做好后等父亲回来后一起吃。等我高中毕业了，这些事情就全部交给我弟弟了，父母亲后来一直随弟弟住在一起，后来也是弟弟、弟媳一直守在父母亲身边送的终。
父亲幼年丧母，身体一直不好，本来在我的上面有一个姐姐，但是，由于放在乡下带，结果因麻疹没有出好而在两岁时夭折，中年下放时因得急性阑尾炎而留下了肾下垂的毛病，体质较虚，母亲因文革中受到冲击而精神恍惚，身体也一直不好。但是父亲从来没有被生活中的困难所击倒，对生活乐观、向上，关心着母亲，关爱着我们兄弟，从来没有让我们在生活上吃过什么亏。虽然社会对他并不算公正，但是他从来没有埋怨过社会的不公，命运的不公，没有说过党任何不好的话，相反总是教育我们要热爱党、热爱祖国。经常教育我，不能在经济上犯错误，他认为，工作上出错，谁也难免，错了可以改正的，但是，一旦在经济上问题犯了错误，那就永世不得翻身。
父亲是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热爱、对家人的热爱离开我们的，因为他的身体状态一直不好，受到病痛的折磨，他对生死看得很清楚，早在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写遗嘱，六十岁、七十岁又分别写了遗嘱，好在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精神压力小了很多，在五十岁以后，过上了幸福、安康的晚年。年春节过后，父亲病重入院，打电话给我，要我将我祖母的坟迁到祖父的坟旁，并叮嘱我们兄弟，死后要与祖父母葬在一起。我按父亲的叮嘱将我祖母的坟在当年的清明节期间迁到了祖父坟旁。6月18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在”。次年清明，我们兄弟将父亲的骨灰安葬在我祖父母坟旁。了却了他的遗愿。
李宇先随意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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