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肾下垂

风雨60年献给父母钻石婚纪念


春寒料峭的早春,飘着绵绵细雨,父母60年钻石婚纪念日渐近,我们如约去影楼拍照。经过6小时拍摄,收工时已是傍晚,我们如释重负。父亲拍着我的肩头:“凌儿,今天真好,很有意义。”他的眼里充满了感激和赞许。这一刻,血缘、亲情和大爱浸润着我的心。是啊,父母相爱相守60年,我们一家五口的缘分至少也有47年了,能一起庆祝父母的钻石婚,我们幸何如之!我的父母是长沙林校级同班同学。父亲是根正苗红的农家子弟,阳光帅气,乐于助人,担任班干部。母亲柔弱腼腆,喜欢棋琴书画,喜欢写忧郁的小诗,常常被当班干部的父亲呵护……太多的不一样,是吸引,是互补,更是缘分,他们深深相爱并于年结婚,那年父亲20岁,母亲18岁。在那思想封闭、经济落后、生活艰苦、讲究家庭政治成分的特殊历史时期,年轻的父母依靠青春期爱情在生活的变故、困难面前痛苦磨合、相依成长。父亲母亲的结婚纪念照。外婆年因病去世。外公早年毕业于熊希龄先生在北京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曾在长春、延边等地任教。年“七七事变”以后回到家乡任教。年全国掀起反右风潮,边远的湘西小城也受到波及,曾在旧社会当过先生、思想迂腐的外公被划成了右派(年中共凤凰县委专门发文予以平反)。年冬,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外公在劳动中被山上滚落的石头砸着,意外身亡。我年幼的舅舅、姨妈瞬间成了孤儿,一度流离失所,靠蹭百家饭裹腹。我年仅17岁、还在长沙林校上学的母亲担负起照料抚养弟妹的责任,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婚后,父亲赴北京上大学。四年里,因经济拮据,路途遥远,寒暑假期间也要勤工俭学,基本上很少回家。母亲在遥远偏僻的湘西凤凰工作,其间于年生育并独自抚养着我的哥哥,新婚燕尔的父母饱尝分居之苦的煎熬。然而更为悲痛的是,聪慧可爱,小小年纪会背诗词、唱红歌,特别乖巧惹人爱怜的哥哥,却于年不幸生病夭折。他小精灵一样的离去撕碎了父母年轻的心。直到年,我们回省水利厅,还有叔叔阿姨说起哥哥的旧事,令人唏嘘。年,父亲大学毕业分配到省水利厅,母亲因受外公牵连,一直未能调到父亲所在地工作。随后文化大革命,全国上下兴起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母亲在县革委会做知青工作,开会、带队下乡、写材料、刻钢板……可谓忙在“风口”上。由于工作、生活的双重重担,以及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之苦,母亲年纪轻轻就落下了肝炎、神经衰弱等疾病,尝透了生活的苦涩。也给我留下寄人篱下辛酸的童年记忆。犹记得在凤凰,我上幼儿园前,被寄养在一保姆家。那时的保姆没文化,自己有一大堆孩子,家务活特别多,她就把我“囚禁”在木桶里。木桶约一米高,半个平方的空间就是我的“乐园”。冬天怕我冷,她会在木桶下面放一小盆炭火,有时木炭纯度不高,烧着冒烟,呛人的烟及一氧化碳的味道直往上串,熏得我晕头转向,幼小的我只会本能的把头搁在木桶外,呼吸一点清新的空气……幸亏有一次爸爸来接我,看到我这般危险、可怜的光景,心痛地抱我回家,才结束了我的“木桶生涯”。后来又寄养到另一人家,保姆脾气暴躁,教育方式简单,一旦小孩顽皮,就习惯用手指节敲打脑袋,母亲不允许她这样对我,多次与保姆发生争执,因为父亲远在长沙,不能够保护我们,母亲常常气得落泪……直到年父亲调至凤凰工作,我们一家才得以团圆。有关家庭迁徙的记忆,虽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仍记忆犹新。父亲调离长沙时,可谓一贫如洗。至今我还记得从长沙返回湘西的情景,父亲用一担箩筐,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妹妹,母亲背着简单的衣物、书籍。父母行色匆匆,父亲的一担箩筐,一双儿女,要走很远的路,湘江上还没有桥,要到五一轮渡码头乘船到河西汽车站去搭车。夜越来越深、越来越静,我坐在箩筐里仰望星空皓月,月亮很大、很圆——年省水利厅恢复水土保持机构,我们随父亲迁回长沙。那时候没有高速,凤凰至长沙多公里,开车需要整整两天,途中要翻越巍峨的武陵山、雪峰山,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长途跋涉,十分艰辛。县水电局的欧阳伯伯开货车送我们,在过流沙河时,汽车突然燃起熊熊烈火,欧阳伯伯情急之下用路边稀软的牛粪奋力将火熄灭……那是怎样的惊心动魄!幸好没有伤到人。到长沙后,我们一家五口蜗居在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生活虽清贫,但充满着亲情欢聚的快乐。母亲是一个懂生活情趣、讲究生活品质的人。她特别爱卫生,总是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水泥地面拖得干干净净,进家门一定要换鞋,沙发上永远铺着整洁而繁琐的沙发垫,让人不忍心下坐,卫生间毛巾脸盆永远各就各位。她特别爱美,总是把三个孩子打扮得干净漂亮,把家里布置得整洁雅致,在窗台上种着五彩缤纷的太阳花。她特别爱逛街,一有时间就想去最繁华的黄兴路、中山路逛上半天,哪怕不买东西,也要享受都市的花团锦簇。她特别爱书,那时工资极其微薄,两人加起来还不到90元,但买书订报却从不吝啬。家里堆放着各种书籍,随手可拿可看,惹得我闺蜜很是羡慕,常到我家蹭书借书。《红楼梦》《雷雨》《家》《安娜卡列尼娜》《青春之歌》《第二次握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许多中外名著,都是我上初中时阅读的。《大众电影》《新体育》《家庭》《小说月报》《诗刊》《儿童文学》等杂志,我每期必读,连中缝里的字也不会放过,奥黛丽·赫本、秀兰·邓波尔、保尔·柯察金、简爱、林道静、郎平、张海迪等渐渐走进了我的心灵……母亲熏陶了我对文学的热爱,为我筑起了一座精神的家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人生。遇上重要日子,母亲让我们穿戴漂亮拍照留念。母亲特别热爱生活、喜欢浪漫美好,这与外公的传承相关。外公早年接受新式教育,对琴棋书画、天文地理都很擅长,母亲从小耳濡目染,深受熏陶。即使生活再艰苦,母亲也会想着法子把平淡艰苦的生活过得有一束光亮。遇上重要日子,母亲让我们穿戴漂亮去照相馆拍照留念,以致于在那贫瘠荒芜的年代,我们的成长过程留有弥足珍贵的纪念,以致于今天的我仍然喜欢拍摄纪念照,保有生活的仪式感。有朋自远方来,母亲必带他们去游烈士公园,因为80年代的长沙只有烈士公园、动物园可供游玩。每到周末,我们或去烈士公园划船,或去动物园逗趣小猴,或去天心阁赏月品茶,或去杨裕兴面馆吃面,或去岳麓山登高望远,或去新华书店买书蹭书……她似乎有着无穷尽的精力和各种奇思妙想,就是用来“折腾”爸爸和我们仨的。有时因为经济实在拮据,为节省搭公交车的6分钱,我们不得不走很远的路,也会生气抗议,母亲却乐此不疲。长大后我才懂得,这种“苦中求乐”的生活方式,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是多么“小资前卫”,又是多么“奢侈时尚”!犹为珍贵的是父母对生活的激情和热爱,是他们灵魂深处对芬芳美好的呼应,是他们深藏于心中对诗和远方的向往。

母亲的作品。

母亲心性很高,对工作更是如此。她曾在省水利厅办公室担任秘书科长,是上班最早、下班最晚的“积极分子”。她多次被省政府办公厅评为优秀秘书工作者,被誉为厅里的“女秀才”“笔杆子”。60岁退休以后,她不仅返聘参与编纂水利志《湖南水利50年》,还一头扎进老年大学研习绘画,她把对祖国欣欣向荣的赞美,对坎坷人生苦尽甘来的欢颂,对儿女深深的情感,都绘入了她的作品里。凭着爱好、天赋和十年如一日地刻苦练习,她在国画领域小有成就,很多作品参赛获奖,70岁时还在家乡凤凰举办了“杨谷声书画作品还乡展”,实现了她艺术人生的梦想,一时引起轰动。虽然年近80岁,母亲却还有许多宏伟规划,她活得最有精气神,令我辈肃然起敬。父亲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是我省水利系统最早一批正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是我省水土保持行业的头号专家,在水利部水保司也颇有名气。他的足迹遍布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更是对三湘四水生态环境治理,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记得90年代,有一次与父亲回老家,那时全国上下正掀起一股园区建设热潮,各个市县都在开山辟地建园区,家乡也不例外,当地官员兴致勃勃向父亲汇报,大谈园区建设的宏伟蓝图。父亲听罢,却一脸严肃要他们认真核算成本、合理规划,不得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一时经济发展。当地官员一时语塞,一脸的尴尬和茫然,令我印象深刻。年8月,我们去西北旅行,参观张掖著名的丹霞地质公园,奇诡绚丽的丹霞地貌,令大家赞叹不已。而父亲却眉头紧锁,沉默寡言,我问他怎么不高兴,他说为水土流失如此严重而难过。是啊,作为水土保持专家的父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是他追求一生的职业梦想,他欣赏不了寸草不生的荒凉!父亲退休以后,先后被水利部、水利厅返聘为专家,专门从事评审工作,直至77岁因胯骨摔伤住院才真正离开了他热爱的事业。父亲仁慈宽厚,他的心中充满着爱。他特别宠着母亲,包容着母亲所有的小任性、小脾气,一辈子承受着母亲的唠叨和改造。原本柔弱的母亲在近12年两地分居中,与父亲过着天各一方、聚少离多、担惊受怕的日子,为了生存、为了孩子,她在苦难中磨砺,性格变得日益强势。当他们真正团聚后,却因家庭出身背景、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生活并不如期望的那样和谐,常会因琐事发生争执。如果是父亲不妥,母亲一指出,父亲就噤若寒蝉。有时明明是母亲苛责不妥,她却不停地争辩,甚至哭诉……每次争吵都以父亲的妥协而结束,给我年幼的心灵留下了一抹印记。青春叛逆期的我常常为父亲抱不平,曾生气地问过父亲,为什么要容忍母亲这样“霸道”?父亲却说,母亲一生坎坷,十分要强,吃过太多的苦,不要与她太计较。多年后,当我自己做了母亲,才懂得母亲的艰辛与无奈,也懂得了父亲每次妥协中饱含的爱与理解。年轻时的争执或许也是他们爱情保持韧性和滋味的秘籍吧……60年相伴到老,他们已经融进对方的生命里。惊鸿一瞥是生命的美妙,细水长流才是最真的幸福,这是他们生活最真实的写照。父爱如山,从小我们骑在父亲的肩膀上长大。父亲是我们的偶像,他身上兼具着男子汉的刚毅和知识分子的儒雅,堪称完美。父亲阳光正直,乐于助人,吃苦耐劳,干工作、做事情就是“拼命三郎”。他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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